三大环节存在隐患 水产品质量安全警钟频响

  在上海市最大的水产品交易市场——铜川路水产交易市场内，一家主要是做淡水鱼类交易的规模较大的经营户门前相当冷清。本报记者 刘颖 摄

  从福寿螺、大闸蟹，到多宝鱼、桂花鱼，今年以来，百姓餐桌上常见的鱼虾蟹螺屡屡曝出“含药”“带虫”“致病”等问题，水产品质量安全为何警钟频响？

  备受关注的“多宝鱼事件”终于有了说法：农业部27日通报，经检测确认，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涛雒镇先进养鱼场、山东省烟台百佳水产有限公司和山东省日照市泰达水产养殖场，在养殖过程中违规使用了氯霉素、孔雀石绿、硝基呋喃类等违禁兽药。目前，这三家企业以及它产品已受到停止销售、监督销毁和罚款等处理。

  多宝鱼学名大菱鲆，原产欧洲，属于名贵的低温经济鱼类，1992年引入我国后人工养殖发展十分迅速。目前，国内多宝鱼的养殖面积已超过500万平方米，年产量约为四万吨。

  11月17日，上海公布的一项抽查结果为，申城市场上销售的多宝鱼药物残留超标现象严重。所抽的30件样品全部被检出含有违禁药物，部分样品还同时检出多种禁用渔药残留。

  这一消息迅速在各地引起连锁反应。山东、辽宁、浙江、天津等沿海省市立即组织对当地水产养殖业进行督查；北京、太原、香港、广州等地相继宣布，暂停销售多宝鱼；包括上海在内，许多城市的多宝鱼市场遭到重创，销量及价格一路猛跌。

  农业部通报称，氯霉素、硝基呋喃类药物是人用药品，早已列入我国的《食品动物禁用的兽药及其它化合物清单》，孔雀石绿也属于禁用兽药。但一些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渠道，将违禁药物销售给养殖户使用。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对违禁药物的来源进行追踪调查。

  就在农业部通报的同一天，香港特区食物安全中心公布了蛋类及淡水鱼样本的最新化验结果。结果显示，在18个不一样的种类淡水鱼样本中，有两个桂花鱼样本被发现含有微量的孔雀石绿。

  为慎重起见，香港方面全面停售40多种内地供港淡水鱼。香港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官员则表示，目前，有关部门已经采取了加强对进鱼的检测等措施，希望有助于消除市民对食鱼的疑虑。

  资料显示，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水产品养殖国，养殖量连续十多年居世界首位。人们日常摄入的动物蛋白中，有1/3来自于水产品。

  福寿螺、大闸蟹、多宝鱼、桂花鱼……今年以来，国内水产品质量安全事件接连发生，引起各界关注。“目前，我国的水产养殖正从‘数量为主型’向‘质量为主型’转变。”上海水产大学校长潘迎捷教授表示：“而在这个转型过程中，从鱼塘到餐桌，不少环节都暴露出了问题和隐患。”

  据分析，尽管我国的水产养殖总量很大，居世界第一位，但组织化程度并不高，养殖户比较分散，有大量中小养殖户，因此全面实施标准化、规范化养殖的难度比较高。“相对来说，大规模养殖企业的产品质量自控能力较强，而小养殖户常常凭经验、靠感觉，给鱼喂药，有些时候称都不称，抓起一把就撒下去！”潘迎捷教授说。

  长期以来，养殖业片面追求产量的观念，也轻易造成水产养殖的密度过高。人工养殖大多是在鱼塘或封闭的水生环境中，即“死水养鱼”，缺乏天然水系的自净能力。有的养殖户一味增加放养密度，使得水体环境被污染，鱼的免疫力、抗病力下降，因此只可以通过增加药物的投放量，甚至使用违禁药物来控制鱼病、维持产量。

  此外，一些不法商贩钻政府监管的空子、违规售药，也成为水产品质量安全的严重隐患。他们向养殖户兜售国家明令禁止的违禁药物、添加剂等，同时暗示养殖户用过此类药物、添加剂的水产品不易患病，外观鲜亮，收购价格也比较高。由于缺乏足够的用药常识和质量意识，养殖户常常糊里糊涂、跟风使用。

  “水产品从养殖进入流通环节后，同样存在滥用药物的风险。”上海水产大学生命学院院长李家乐说，与欧美国家不同，中国消费者偏爱吃活鱼，而水产品运输，尤其是鲜活水产品运输的要求很高。由于捕捞会使一些水产品的表皮被擦破、易感染，鲜活水产品在长途运送过程中的发病几率比较高，一些经销者因此违规投药。

  上海市畜牧兽医学会理事许伟琦则认为，“多宝鱼事件”等还暴露出我国水产品市场准入环节的漏洞。目前，许多水产批发商业市场的准入制度很不完善，有的还是空白。批发商业市场正常情况下不会向供货商或产地养殖户索取质量检验测试合格证明，市场本身也缺乏足够的检测设备、能力和制度。药物残留超标的水产品进入批发商业市场，基本上没有什么障碍。

  自上海、北京先后检测出多宝鱼药物残留超标后，全国多个城市先后对多宝鱼采取禁售措施。使得山东等地一些多宝鱼养殖户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

  “在生产和养殖过程中，正常使用一些兽药和添加剂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这样子就能够提高产量、防治病害，就像人生病吃药一样。”潘迎捷教授说：“重点是要科学、合理、规范地用药。”

  专家指出，近年来，国内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意识逐步的提升，与此相应，对广大种植户、养殖户的科普知识宣传和教育亟待逐渐增强。此次“多宝鱼事件”中，有记者询问山东一些养殖户是否知道国家法律规定哪些药不准用、哪些药可以用、怎样用时，得到的回答竟然是“不了解”“不清楚”。

  “当然，仅仅依靠养殖户的自觉、自律行为，还不能完全保障食品安全。”许伟琦表示，譬如，我国早在2002年就公布了《食品动物禁用的兽药及其它化合物清单》，明确规定有18类药物属于禁用，而且其原料药及单方、复方制剂不得生产、经营和使用。“这就说明，并不是国家没有规定，而是法律条文没有落实。这就是监管部门查不查、深入不深入、监管到位不到位的问题了！”

  上海市食品研究所总工程师马志英指出，当前我国水产品质量安全方面的一个核心问题，在于缺乏全过程的质量安全监督管理体系，水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和市场准入管理的主体不明确。“看起来链条上的监管部门很多，但缺少一个部门做全面的分析、评估、管理、监控，对整个链条的质量安全监管承担主要责任。”

  据了解，国际上的成熟经验，比较倾向于以一个监管部门为主体、各部门分段管理的协调模式。今年1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首次明确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责任主体，要求农业行政主任部门制订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计划”，并“对生产中或者市场上销售的农产品做监督抽查”。

  “此外，对于食品安全，尤其是水产品质量安全方面的科研投入，同样有待加强。”上海水产大学生命学院院长李家乐认为，科学研究对于食品安全具备极其重大作用。据了解，欧洲不少国家都使用微生态制剂替代一般的化学药剂，以改善水质，防治鱼病，同时能解决药物残留的问题。